关于莱布尼茨的美学观

莱布尼茨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在哲学上接受并发展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成为近代理性派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莱布尼茨是德国理性主义美学的奠基者，其美学思想是以单子论的哲学体系为基础的。他对笛卡尔哲学的某些观点也持批判态度，形成了以单子论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他主张的是客观唯心主义，他的单子论主张构成世界万物基础是单子，单子只是精神性的东西，认识主体就是精神单子。他强调天赋观念的潜在性，把天赋观念看成是有一个从潜在到现实、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而并非一成不变，这虽然还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但却包含着认识是一个发展过程的辩证法的思想因素。

莱布尼茨谁,什么是《中国近事》?

集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的德国人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Leibniz），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人物。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定的文化背景，加上个人特殊的天资与勤奋，使莱布尼茨成了一位当时先进思想与理论的集大成者。在近代自然科学史、欧洲哲学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他占有着特殊的地位。

莱布尼茨祖上是波希米亚人，祖籍波兰。远在莱布尼茨出世前300年，他的祖先就已移居德国了。莱布尼茨诞生时，欧洲正处在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之中。正是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为他一生的事业提供了广阔舞台。

从小，莱布尼茨便受到父母的熏陶，养成了对读书的浓厚兴趣和勤奋好学的进取精神。8岁时，他正式进入尼古拉学校就读，在学校里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修辞学、算术和音乐，此外还有宗教课程，学的是路德教教义和圣诗。只用了6年时间，莱布尼茨便学完了其他孩子通常要用10年至12年才能学完的功课，而且在课余，他还像成年人那样，广泛浏览历史学、哲学、神学、文学等各方面的书籍，从而为自己日后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61年3月，莱布尼茨进入莱比锡大学法律系学习，开始接受正规的传统教育，当时，他还不到15岁。两年后，他学完了大学的各门基础课程，积累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并于1663年5月完成了毕业论文《论个体原则方面的形而上学争论》，且以这篇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即1666年，莱布尼茨完成了他的论文《论组合术》，并取得了在莱比锡大学讲授哲学的资格。接着，他在阿尔特道夫大学注册，井向大学提交了早已准备好了的法学博士论文。第二年，通过答辩，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莱布尼茨离开学校步入社会之后，曾以自己能用拉丁文写作诗歌而骄傲，并渴望在文学上获得成功。但逐渐地，他的兴趣开始明显地朝着自然科学方向转移，且日益显露出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独特才能。1671年3月，他写出《物理学新假说》，提出并阐明了“充足理由原则”。这一原则经过他的学生沃尔夫的概括与补充，成为形式逻辑四大基本规律之一充足理由律。

踏人社会后，莱布尼茨还一直保持着幼年时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对于宗教和神学的热忱。1668年，他写了《天主教的证明》，从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和实践哲学等几方面对神学问题进行论证。此外，他还写有论灵魂不死，论圣餐，以及论及各教会之间争执不休的某些问题的论文。1672年，莱布尼茨奉美因茨选帝侯兼大主教之命出使巴黎，在那里居留了4年。在巴黎期间，他从没有中断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与那里的哲学家、数学家和其他方面的学者广泛结交，进而促进了自己才智的发展。

莱布尼茨的著作，涉及数学、哲学、逻辑学、物理学、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法学、书馆学、教育学、生物学等十几门学科，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逻辑演算原则》、《求极大和极小的方法》、《论形而上学》、《逻辑演算研究》、《自然界以及各实体相互联系的新体系》、《人类理智新论》、《神正论》、《单子论》等。他所建树的科学业绩，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他创立了二进位制算法，独立发明了微积分；第二，提出建立“通用语言”的设想，为数理逻辑的形成做了奠基性工作，提出并表述了“充足理由原则”，使其后来成为形式逻辑的一条基本规律；第三，构成了“单子论的前定和谐”的哲学体系；第四，改进了帕斯卡演算机，制成了先进的手摇演算机。由此，莱布尼茨成了他那个时代及其后世学者景仰的科学泰斗。

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莱布尼茨始终对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化和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早在20岁时，他就开始关注并思索中国哲学问题。经过几十年的资料积累，终于在自己51岁时（即1697年），用拉丁文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事》第一版（两年后又出了第二版），向读者介绍他所搜集和掌握的有关中国的情况。其中，有中国天文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各种活动，有中国朝廷对西方教会的态度，甚至有当时的中俄边界谈判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法、德、意、比、葡等国在华传教士提供的。莱布尼茨亲自为此书撰写了序言，序言系统地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和思考。

对于莱布尼茨来说，出版《中国近事》的目的在于，在西方和中国之间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他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不仅应该是施教者与给予者，而且也应当是受教者和接受者。他甚至产生了全世界所有伟大的文化人和科学家在一个共同的世界科学研究院合作的幻想。

在自己为《中国近事》所写的序言中，莱布尼茨首先介绍了该书的内容，接着便分23点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与理解，同时也申明了自己的理想与主张。他写道：

1．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今天仿佛汇集到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为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加合乎理性的生活……

2．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华帝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面积同欧洲相比大致相同，而人口数量却超过了欧洲。在许多方面，他们与我们各有千秋，在几乎是“对等的竞争’冲，有时我们超过他们，有时他们超过我们……

莱布尼茨还在序言中盛赞中国的康熙大帝是英明君主：

7．中国的当朝皇帝康熙就是这样一位史无前例的伟大君主。他对欧洲人一直怀有好感，但是起初还是不敢违背辅政臣僚的意愿，以国家法律形式公开允许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直到他登基以后才实现了这一点。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康熙皇帝伟大而英明的蓝使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好地传人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康熙一个人比其他所有的官僚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把他看成一位英明的伟人，是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

在拉丁文版《中国近事》出版300年后的1979年，设在德国科隆市的德中协会也以《中国近事》为书名，用德文出版了原拉丁文本中的部分内容。德中协会主席赫尔曼・赖因博特（Hermann Rein．bothe）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德中协会以编者名义撰写的《莱布尼茨与中国》一文，作为开篇也收在了这本书中。赖因博特在序言中这样说：

莱布尼茨无疑是一个自觉的福音新教基督徒。他对中国的情况完全是客观地从书本中、从同天主教传教士们的交谈与通信中得到的……在这方面，莱布尼茨没有西方人通常有的特征――骄傲自大。他当时有一段有名的大胆论断：“我们不仅要派遣传教士去中国，而且中国也应该为正确地处理和实践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派遣传教士到西方来。”这段话出自《中国近事》第19页。

当时只有很不充足的资料可供莱布尼茨使用。但他相信，通过他卓越的联想力和直觉能补偿这个不足。他当时的这些报告至今并未失去其现实意义。相反，莱布尼茨在他的《中国近事》以及他的书信中――有关中国的信件就有200多封至今尚未发表――处理了那么多问题，还提出了任务，从事研究中国的科学家们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很长时间。

《中国近事》对中西文化交流（当然也包括中德文化交流）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莱布尼茨是中德文化交流的真正开拓者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