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台湾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时期?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家、作品…

台湾文学历经日治时期新文学、反共文学与西化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轫萃炼过程后，1970年代之后的怀乡、乡土、政治、女性文学于2000年代仍以崭新型态呈现，且占台湾文学一定重要性。除此之外，畅销的励志文学、新兴的网络文学和同志文学也在这波多元化的并存发展中，竞相在新媒介接口或写作技巧上，重整台湾的新世纪文学图像。而也就是如此，台湾文学虽在影像媒体夹击中面临着严峻挑战，依旧试图以更创新的面貌继续蓬勃再生。谢谢

1931年至1937年的台湾文坛有哪些出名作家?

在1931年至1937年的台湾文坛，小说创作是以它整体风貌的变化和新颖气象的出现，为台湾新文学的“黄金时代”增添了特别的光采。

作家与作品的成批涌现，是本时期小说繁荣的标志之一。

由于众多文学社团与文学刊物的创办，30年代的作家队伍由分散走向聚合，以文学同仁的群体形象登上文坛，知名作家达到上百人之多。他们或以文学社团为中心，集结在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南音社、台湾艺术研究会等社团的旗帜下；或以地域为阵营，形成作家群体，如彰化的赖和、陈虚谷、杨守愚、黄朝东、赖通亮、赖沧洧、周定山、叶荣钟等，以及万华的廖汉臣、林克夫、朱点人、王诗琅、郭秋生、徐琼二、杨朝枝等；或以语言表达工具的不同，形成不同类型的作家队伍，中文作家如赖和、杨守愚、郭秋生、张深切、朱点人、林越峰、廖毓文、蔡愁洞、周定山、赵枥马、徐玉书、林克夫、张庆堂、杨华、王锦江、黄得时、李献璋、黄石辉、庄遂性等；日文作家有杨逵、赖明弘、张文环、吕赫若、翁闹、吴希圣、赖庆、巫永福、郭水潭、吴新荣、龙瑛宗、吴浊流、王白渊、吴坤煌、刘捷、苏维熊、徐琼二等人。如此庞大的文学队伍聚合，为属于文学重镇的小说创作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当时著名的作家有：赖和、张我军、杨守愚、陈虚谷、杨逵、朱点人、吕赫若、张深切、王诗琅、叶荣钟、吴浊流等。
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一生坚持穿汉服写汉字，坚守民族气节，宣扬抗日思想，作品控诉日本侵略者给台湾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曾二度遭日本殖民当局逮捕入狱。最终未能看到台湾光复，1943年在临终前写下“天道还形自有时，留此双睛一看之”这样的诗句，表达了对两岸人民抗日斗争必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心。
杨逵，积极投身台湾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作品深刻表现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不幸和苦难，讴歌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具有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力量。他曾多次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逮捕入狱，但他表示“我是到了咽下最后一口气，也不向日本的蛮横低头”。杨逵被誉为“压不扁的玫瑰花”。

台湾文学分哪几个时期?重要的代表作家及作品有哪些? 香港的通俗文学超越...

通俗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陆读者接触、了解台湾文学主要就是从大量通俗文学开始的。如今大陆对台湾文学的关注出现了一个颇耐寻味的现象：为数众多的普通大众读者对于台湾文学的认识依旧停留于以言情、武侠等作品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而学者们却无暇或较少顾及通俗文学的研究。
2001年在具体作家作品个案研究方面也有一些不错的论文出现。刘红林的《试论黄春明小说中的民族魂》(21)着重分析了黄春明小说中最具震撼力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的承续和流变，把黄春明的小说定位于民族文学的代表和旗帜，称其为“负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文中指出：“黄春明小说上述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广为人们称道，但这些还只是其小说的表层或浅层结构。在笔者看来，最具震撼力的是黄春明小说最深层的涵义结构，即其所创造的文学格局的内核，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承续和流变。换言之，这些小说深蕴着一颗中华民族的文学魂。”文章归纳黄春明小说中的民族传统人文精神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以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为核心的忧患意识；2、对民族精神和传统审美理想的张扬；3、深挖国民性格的劣根性，从深层挖掘了黄春明小说的思想意识。潘峰的《姚雪垠与高阳的历史小说之比较》(22)，比较、整合了在同宗、同源的两岸文学形成的同中有异的文学景观下，姚雪垠和高阳各自的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文学观的特点及他们对于历史不同的叙说方式，从中反映了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由于两岸长期阻隔加上二人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二者的创作态度亦截然不同。文章分析了高阳独特的家庭出身所带来的贵族情绪以及在这种情绪下所产生的历史观。由于个人经历不同，他不像姚雪垠具有那么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他的历史小说中对历史、社会以及人生都少有历史的沉重感和人世的沧桑，而是着眼于历史生活的古朴、儒雅，超脱于历史人生之上，追求一种清新委婉的人情美，以人情化和世俗化灌注在历史人物身上。本文选取同是创作历史题材作品的大陆作家姚雪垠与高阳作比，通过比较来凸现二者不同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更清楚地阐释了两岸不同文化历史背景影响下产生的同类题材作品的不同特点。刘登翰的《台湾作家的香港关注――以余光中、施叔青为中心的考察》(23)角度更为新颖，作者看到20世纪中叶以后台湾、香港两地文学的相互影响通过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和人员交流予以实现。作者选取了70年代先后移居香港的余光中和施叔青二人为样本，展现了台湾作家进入香港后给香港文学带去的新的影响。正是他们跨文化的人生背景和写作视野使他们在香港这座跨文化的国际城市中取得优异的创作成就，成为两地文学结缘的代表。不光余、施二人，进入香港的台湾作家，都在以其台湾文学经验融入香港生活的创作中，介入了香港文学，把自己的文学影响深长地留在香港，他们在香港期间的文学创作会作为香港文学的一部分载入史册，他们在汇入香港生活的创作中所获得的一份新的文学经验也将成为香港文学的财富而被继承下来。通过本文，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两岸三地相交融的大的文学观念早已不限于仅把大中国作为一个背景，而是切实要深入揭示三地文学之间的相互关联，才能拓展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