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据三大家的主要史学成就有哪些？

一、乾嘉考据三大家的主要史学成就有哪些？

乾嘉学派，又称“乾嘉之学”，是清朝前期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盛，故得名。因为此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

乾嘉学派是中国清代的学术流派之一。又称汉学、朴学、考据学派。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故有此名。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其中有吴、皖二派之分：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

乾嘉学派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这一学派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前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较大贡献。

二、据说出土了一个《竹书纪年》，这个是正史？还是野史？真的还是假的？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古文纪年》《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绝衫举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王）的墓葬发现。

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塌帆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扩展资料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 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周隐王二十年( 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 

《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并碧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但它在宋时历经了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竹书纪年

正史指的是24史，不是所有的史都能归到正史和野史哗贺之中，还有其他的什么杂史之类的。《竹书纪年》是魏国官修的编年体史书，跟《春秋》类似。《春秋》鲁国编的，用的是鲁国纪年，但《春秋》只是从隐公元年开始。《竹书纪年》从黄帝一直记到魏襄王二十年，西周灭亡以后以晋纪年，晋之后以魏纪年，是我哗芦基国第1部编年体通史。在这乱谨一点上跟《史记》有点像，都是从黄帝记到当时。

正史不一定是信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更似一伏喊清部儒家史。野史也不一定是谬史，因为真相总会让人怀疑三观。历渗游史没有对错和真假，只有成败和教化!外国历史固然精准些，但他们只有准确的时间段所发生事件的大概而且断断续续，说白了只能拍电影看。而国史历史事件都精确到年月日甚至时辰而且所发生事情的细节都是连续不断缺前的，电影电视剧都可以拍的不亦乐乎。

正史，那桐渣大时候那个人有钱，去写那么多竹简。那是春秋，天局竖天打仗，谁有闲功夫，又有几个人认字。野史也是梁掘纸出现后才有人写。

这么说吧，竹书纪年裤中起码记载历史的成书年代起铅卖码比司马迁所谓西汉的“正史”早200多年以上，如果说，从写的时候往前推起码早300多年，你自己想吧，而且这是代表的西周王族后裔以及三家分晋的魏国的官方史官编修的史书，他们所处的年代处于东周春秋时期，而司马迁西汉所能收集到的民间史料和传说也毫无根据，比如三皇五帝世本，他也都是道听途说的，他写的就是“正史”，实际情况是，司马迁受刑，非西汉皇帝主张编修的史记，而是司马迁个人私下编撰的史书，最后被儒家确认为“官修史书正史“的，而别的官修的，西晋整理官修的就是冒牌货，做人不能这么厚此薄彼，还有左传的鲁国也是西周王族后裔封国，还有卫胡激山国也是西周王族后裔

三、永乐大典的重聚经历

全祖望和李绂都是清代的大学者。雍正年间开三礼馆，全、李二人供职翰滚饥林院，得以接触《永乐大典》。他们在《永乐大典》中看到许多世上未见之书，惊呼为“宇宙之鸿宝”。两人一商量，觉得应该先把想见而不可得的书籍辑录出来。全祖望写了《抄永乐大典记》，认为最需要辑录的有五类书，就是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从此，两人每天看20卷，把想辑录的书名签出，再由另外四人抄写。就这样每天爬梳，整理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等十多种书籍。可是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两个人怎么能看过一遍呢？物滑长期的辑佚工作让两人感到身心疲惫。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辑佚工作只好作罢。但全、李二人的辑佚成果却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为以后《四库全书》馆臣系统辑佚《永乐大典》奠定了基础。

清代乾隆皇帝很想比肩中原皇帝，想做一番大事。康熙、雍正朝曾纂修过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对这种类书的体例很不以为然，他说，类书虽然能够兼收并录，极方策大观，但“因类取裁”的方法使得人们无法看到书籍的全貌，溯其源流，征其来处。他要做前人未做之事，修纂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补类书的缺失。还把藏《四库全书》的阁名用渊、源、津、溯来命名，凸显他的这部书才真正能够“溯其源流”。这时，安徽学政朱筠和四库总裁于敏中都建议乾隆皇帝辑佚《永乐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在开四库全书馆之初，他连颁两道圣旨，下令辑佚、汇订《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善本。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参加辑佚的有当时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共39人。其中，周永年在宋、元人诗文集上用力最勤。邵晋涵辑《旧五代史》、《九国志》，戴震辑《算经》，也各有所成。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辑出经、史、子、集四部书共385种、4946卷。著名的有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记载南宋初年史实的重要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查考唐人世系的《元和姓纂》、目录学名著《直斋书录解题》和西晋杜预的《春罩备腊秋释例》等。至于宋元人的诗文集更达到了175种，许多失传的重要典籍都通过这次辑佚恢复了原貌。

但乾隆皇帝与永乐皇帝不同，没有兼收并蓄的胸怀，加之满清定鼎中原刚刚百年，对宋、明人指斥谩骂北方少数民族的言辞十分忌讳。所以在辑佚中坚持儒家正统观念，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弃”，凡佛道、戏曲、小说等概不辑录，对于牵涉违碍的言辞也毫不留情面，一概删去。有些科技方面的著作，如邓御夫的《农历》200卷详细程度超过《齐民要术》，还有些军事方面的发明为怕洋人学去，也都丢掉，不加采录。甚至已经辑佚出的散片如《兼金合璧》、《晋史挥尘》等，或签出的典籍《元一统志》等重要的方志类书籍，都弃置不顾，所以，这次系统辑佚古书工作留下了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

据文津阁藏本，所谓的《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但是，凡是被满清统治者认为不符合他们观点的著作，均不能抄入《四库全书》，均被删减掉了，可惜，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因此常常被人诟病为明为修书实为毁书，为了控制民间反对异族统治的言论，而实行毁书达到以愚黔首的目的。

四库馆对《永乐大典》进行系统辑佚后，嘉庆间纂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都曾用过《大典》中的史料。不过贡献最大的是徐松的辑佚工作，他辑佚的《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元河南志》等都是超过100卷的大书。以后文廷式辑录过《元高丽记事》、《宋状元及第图》等，缪荃孙辑录过《明泸州志》、《明永乐顺天府志》，董康辑录过《宪台通记》，不过规模都要小多了。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清学部所辖京师图书馆，民国间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后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诞生之初就担负起国家图书馆职责，保存并收集《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经过90年的努力采集、国家调拨和各界捐赠，收藏的《永乐大典》原本达到221册，现存《大典》的胶卷也基本收集齐全。国内的《大典》除上海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各有一册外，其他都集中存放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库中。

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经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64册送归教育部，其中60册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对《永乐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副馆长袁同礼和考订组组长赵万里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34年，馆藏《大典》已达93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当时与中国友好的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并和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向国家捐献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书家周叔|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后赵元方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广东文管会，以及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等纷纷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册《永乐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对文物收藏极为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就和当时同属于国家的苏联交涉归还《永乐大典》的事宜，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支援。1951年，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些《永乐大典》过去是被当作战利品从大连的满铁图书馆运到苏联去的。如今苏联政府无偿归还这些珍贵文物，对百年来饱受外国侵略和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也为国家间的平等交往树立了典范。中国和苏联的各大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大量报道。

继这次赠还《永乐大典》后，其他国家的藏书机构也纷纷赠还藏书；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这样67册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永乐大典》在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在偶然看一幅挂历上印的珍贵古籍图片时，发现过去自己家中有一册与《永乐大典》很相似的书，因为不知道是书名，家中就用它来夹鞋样和剪纸，而且剪掉了书中天头地脚没有字的部分。由于有从祖上因袭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地方都保存下来了。孙洪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掖县文化馆，并要求北京图书馆派人来鉴定。经过专家鉴定，这册书无疑就是《永乐大典》的“门”字韵。孙家将这部幸运的《永乐大典》捐赠给国家。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