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的诗句(一首真正的西湖诗)

2020-07-26 17:55  阅读 87 次

一首真正的西湖诗

最初认识西湖之美是从苏轼的一首诗开始的,这首诗叫《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水波荡漾,波光闪闪,美轮美奂。即使在雨幕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也是奇幻无比。西湖就像那位风华绝代的越国美人西施,无论浓施粉黛,还是淡扫蛾眉,同样风姿绰约。用绝色美人喻西湖,不仅赋予西湖之美以生命,而且新奇别致,情味隽永。人人皆知西施是个美女,但究竟是怎样的美丽,却只存在于个人心中。而西湖的美景不也是如此吗?这一出色的比喻,被宋朝人赞为“道尽西湖好处”的佳句,“西子湖”也成了西湖的别名。难怪后来的诗人为之搁笔:“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

苏轼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绝不仅仅是应景之作,而是与他的亲身经历有莫大的关系。

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当时的西湖湖面因杂草淤塞而大面积缩小,面临湮废的危险,杭州人民生活和整个城市的发展都受到了严重影响。西湖一旦湮废,不但沿湖的千顷农田将失去灌溉水源,而且西湖本身的鱼虾菱藕等也将丧失。当时,杭州是全国酿酒业最为发达的城市,西湖一废,酿酒业必定难以为继,朝廷也将失去巨额酒业税源。另外,杭州当时有茆山和盐桥两条运河,它们纵贯南北,都和江南运河相沟通,是杭州城市的交通命脉。在湖水充沛的时期,它们以西湖为水源,不仅河道通畅无阻,而且河水还可以为城市居民取用。但随着湖水的枯竭,运河就不得不依靠钱塘江水,结果是咸潮倒灌,沿河斥卤,而且大量泥沙会随着咸潮淤入运河,使运河每隔三年五载就必须疏浚,耗费十分巨大。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西湖的湮废,杭州城居民将陷于苦水之中。针对这种严重的情况,苏东坡作出了全面整治西湖和兴修杭州水系的计划,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筹措工程经费,开始对西湖进行大规模的疏浚。  在这次对西湖的大规模疏浚工程中,苏东坡下令撤废了湖中私围的葑田,在今湖心亭一带全湖最深之处,建立了三座石塔,禁止在石塔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淤淀。西湖疏浚以后,全湖又充满了一泓碧水,于是又在运河与西湖沟通之处建筑闸堰,使纵贯城市中心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与江潮隔绝,而使城市东郊的茆山运河专受江潮,两河互不干扰,做到了潮不入市。与此同时,苏东坡还征用士兵及民工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六井通,西湖畅,清水遍全城。
在苏轼的建议下,西湖内清淤的泥浆,垒在西湖的湖心南侧成为一道长堤,方便了群众出行、用水、养殖、种植,后人怀念苏东坡,把西湖长堤称为苏堤。苏堤春晓,引人入胜,早已成为西湖著名的景观之一。而今我们漫步在长长的苏堤,风拂柳枝,赏一湖碧水,遥想千年前的苏轼带领杭城百姓热火朝天疏浚西湖的场面,怎不感慨万千呢?

可以说,西湖,这一片荡漾的碧波凝聚了苏轼的无数心血。她是苏轼和成千上万的百姓用血汗浇灌出来的一枝奇葩。当自己规划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呈现在眼前时,那种喜悦和激动恐怕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吧。苏轼对西湖的喜爱和赞美是发自内心的,西湖之美不仅在于她的形色,更在于她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伟大工程。

其实,这首诗还蕴含着苏轼的人生感悟。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非常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指责苏轼的过失。苏轼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调为湖州知州。他在地方任职时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来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往京城,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亲友们的救援活动也在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下狱共一百零三天,险遭杀身之祸。而苏轼经此一事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黄州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并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作品,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苏轼于是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21]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是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又遭到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于是他再次来到了杭州。

经过了这样一番大起大落、起起伏伏,苏轼对人生便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正像西湖一样,人生无论阴晴,都是美景,都应该细细地体味。

《饮湖上初晴后雨》是一首真正的西湖诗,它不仅是美丽西湖的写照,更是诗人人生的写照。西湖因为这首诗而增加了人文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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