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幸福危险论”

2021-02-23 13:20  阅读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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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与其他国家的人比较,很少使用“幸福”一词。特别是日常会话中,如果有人说:“我是幸福的。”“我多么幸福呀!”就如同演戏,听起来很刺耳。
作为书面语,在信中虽然写“幸甚”“万幸之至”,但这是寄给他人的话,不论怎么说,绝不是带有实感的话。
这令人感到日本人对幸福状态的生活感情,不知为什么,好像有些淡漠。日常不使用“幸福”一词,不仅因为日本人生活上与幸福关系疏远,还由于他们养成了对幸福回避的习性。
比起满月,日本人更喜欢带有一些残缺的月亮,兴许也是受到这种“幸福论”的影响
回顾一下日本人幸福感淡漠的由来,可以知道,自古以来日本人就反复地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幸福是危险的、空虚的,而忍受不幸才是美德。
日本自古就有不少关于修养的书,但不论哪本书几乎都不例外地告诫人:“如果九分不满足,十分就漾出来了。”
意思是说,人如期望一切都十分满意或者期望满意达到幸福的状态,虽非罪恶但是危险的,其将会成为痛苦之源。
这种想法,不用说,出自老庄的少欲知足思想。老子的“知止所以不殆”“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就是说:你期待的幸福,如果超过了现在所给予你的,那是危险的。
日本古时,鸭长明在《方丈记》中说:“有财多虑”,“人所营皆愚,尤以造家宅于如此多危之京中,耗财恼心,实为愚中之极”,所以“惟草庵,闲逸无虑”。其结论依然是幸福危险论,即认为优遇的物质条件,会带来恐怖和不安。
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也反复地主张:物质的幸福是危险的。“财多疏于守身,招累致害之媒也”,“身死留财,非智者之举。……有言唯我得’者辈,争家业,其状恶也”。他甚至举出争夺遗产的恶例,主张只要有“以保朝夕之物”就知足了。
长明和兼好的幸福危险论,不过是作为接受老庄和佛教思想的隐士的个人见解,并未被当作处世的教训广泛地向一般民众说教,让民众接受。
禅语中常见的“日日是好日”,也是一种对日常的感恩之心
可是,对于德川幕府来说,为了构筑封建社会牢固的基础,却有必要在施以武力压制的同时,向民众植入毫无不满地接受严格的身分制的习性。自德川家康以来,侍奉过四代德川将军的御用儒者林罗山在通俗解释仁义礼智信的《春鉴抄》中,就多处以恫吓的语言强调幸福危险:“欲纵终必灭,志满后必毁,乐极悲自来。谨言慎行不可轻也。”
不只林罗山一人,德川时代的儒者们为了防止民众的不平、不满爆发,在种种说教中专门告诉人们:企求幸福是危险的。贝原益轩就是这种幸福危险论的代表。他说:“财禄有止,私欲无止。任所欲无止,必财尽途穷。……纵享万贯之
俸,而随心所欲,富家亦必有财竭后日,即苦自身,且累他人,为一生之苦、子孙之不幸。”
益轩进而将其道理推向一般:“万事满至十分,其上无以复加,忧患之本也。古人日:酒饮微醉,花观半开,此言至理也。”
益轩的幸福危险论,以各种形式,最通俗地进入德川时代的民众之中。而且他不只说“幸福是危险的”,或说“事物不足才是安全的”,仅这些是不够的;他还告诉人们:人如果不懂此理,一定会受到超人的绝对权力——“天道”的处罚。比如,受到世间的赞扬,或感到现实的幸福时,要想到“好事多磨”的谚语,坏事一定会伴随幸福发生。《益轩十训》中说:“易曰:天有盈亏,物有满缺。古语亦谓:藏多失厚。”天道之罚—天罚并不只是对着“人因贫穷而产生的”贪婪的。
日本花道中,有时要故意营造出一种“不圆满”的意境
一般来说,日本古来就有受恩负重之身多患的思想。如《沙石集》中说:“恩愈大,烦恼愈多,所营愈繁,身多危矣!”
因把幸运看作天赋之恩,所以便产生了如果享受这种恩惠过大,反而会危及自身的想法,亦即主张幸福过度反而不好。如果幸福不适度,就会带来灾祸。心学的处世说教书《集草》说:“大福来,灾祸起,当为训,慎处之。”这种幸福否定论大概可以说是幸福危险论的基础吧。
再有,幸福的条件之一快乐,反招苦,在心学中有大家都知道的“乐为悲之始”“乐为苦种”的古谚。益轩说:“世俗之乐,其乐犹不止,迅即为我身之苦惑心,损身,恼人。”
在德川时代的国学者中,像下面将说到的那样,也有反对幸福危险论,提倡享乐主义的人。不过,尽管他们认为享乐系人的欲望,但依然保留着乐必有苦相随的论点。比如富士谷御杖说:“凡人之常情,无不求乐厌苦,然只厌苦则招苦,只求乐则失乐。”
这种认为享乐和物质的幸福反招痛苦的思想,至今依然作为处世妙诀,被写在谈修养、处世的书里。例如“富有……反而因此感到苦恼。富有者未必幸福。”“忙忙碌碌地追求金钱,被金钱鞭打着,苦恼万分地东奔西走。多么痛苦呀!”(《处世百科辞典》)
当然今天的说教,没有采取“幸福危险!”“受天罚!”那种恫吓的形式,但长明、兼好以来的幸福危险论,尽管历经岁月,仍照原样地被继承下来,仅仅改为现代语言,依旧被当作指导大众生活的一个指针,实在令人惊讶。
日本寺院门前的禅语,“苦难”的出现频率远远多于“幸福”
当然,就像下面将说到的那样,在战后的日本,产生的极端幸福至上主义、享乐主义的社会心理,已开始蔓延。它是与幸福否定论完全对立的。
尽管如此,至今还有许多日本人,在蒙受他人的好意时感到:这是交了好运,这种幸福是自天而降的,难以坦然接受。如前说过的那样,他们把他人的好意和得到的幸福,视为“恩惠”,又认为这种“恩惠”必然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他们在接受幸福的同时,便感到被置于承受负担的烦恼和束缚之中。
太宰治在小说《人间失格》中鲜明地描绘了日本人独有的这种可称为“幸福负重”的感情。
同一时候,自己还受到银座某大咖啡馆的女招待的意想不到的恩惠,虽然仅仅一次,但拘于这一恩惠,感到不安和恐惧,连身体都不敢动一动。……同那个诈骗犯的妻子过的一夜,对自己来说,是幸福的(毫不犹豫地肯定地使用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词,在自己的全部笔记中,不会有第二次)、解放的一夜。……怯懦者最怕幸福。棉花可以伤人,幸福可以伤心。在尚未致伤之前,急于早日分开,散布了那番滑稽的烟幕。……离别后,随着时日过去,喜悦淡薄,那偶然的恩惠反而又使我害怕起来,感到自己好像在恣意地紧紧地捆绑着自己……
这种幸福反而是重荷的心境,令人感到其同古时的幸福危险论,尤其是《沙石集》中的“大恩危险论”是一脉相承的。
(本文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日本人的心理,日本的自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文章图片均由库索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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