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简述一下90年代散文热及有关思想

缕析“散文热”

不管是否承认“散文热”，不管如何解析“散文热”，不管“散文热”是喜是忧，还是喜忧参半，反正从90年代初开始，写、编、读散文的人空前地多起来，总归是事实。所谓“热”，无非意指近年来散文之风行。正如许多“热”一样，或忽生忽来，或风行一阵，或温度不降，但它确是当前社会小而言之的文学，大而言之的文化的一大景观。面对这一景观的“热闹”，作一冷静的缕析，对今后散文的写、编、读，或许不是多余的。

散文在新时期的发展轨迹大体是“兴起―平静―再度兴起”。“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人们有再一次获得解放的感觉，散文以它灵敏的感觉和直抒胸臆“短平快”的文体优势，率先登上文坛，一篇篇饱含泪水和激愤，声讨奸佞，追忆逝者，悼念英灵的散文破土而出了。改革开放以后，也有一批关注现实，激荡着时代气息的散文出现。后来，西方多种文化思潮的流入，散文家们思维不断开阔，题材不断拓展，特别是纷纷涉笔于历史文化的反思，写出了一批人生感悟以及人生深层探索的散文。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西方文学思潮所带来的一些令人思考与令人忧虑的影响，比如，创作的私人化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我们将在后文谈及这一问题。再后来，由于诗歌、小说、影视的“轰动”，散文以它惯有的自然、平淡的特性而显得不够“热闹”了。于是，有人便认为陷入了“空前寂寞”的“危机之中”，从“中兴走向末路”，衰落了。我不敢苟同这种评价，事物发展不可能只有直线运动，散文创作此时只不过相对地平静了一段时间罢了。到了90年代开始，散文就再度崛起，即所谓出现了“散文热”。

“热”表现在哪里?

1�全国散文和散文选刊的刊物增多，并且订数稳定，有的呈上升趋势。

2�在纯文学作品出版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散文集子一改笃定赔钱的局面，竟然保本不赔，可见订数有一定保证。

3�散文作家作品创作论，包括介绍、赏析的散文写作基础知识的理论评论的书籍和文章日渐增多，并且不同范围与层次地召开过许多散文作者的作品研讨会。

4�“散文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小报纸的文艺文化副刊、周末版竞相出台，如同潮涌般地盖满了期刊门市部以及街头路口大小报摊，各种触目的大号字标题裸露于外，好不热闹。报纸还为许多知名作家辟有专栏，或邀请他们做专栏“主持人”。许多报刊编辑都一致认为，散文就数量而言，是供不应求的。于是在产生一定数量好的散文的同时，大多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这是我们思考“散文热”的得与失、高与下、长与短、文与野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最基本的现实依据。

5�散文评奖，现在是最多的，自然有个导向问题，既有正确的导向，也会有单纯从经济效益出发出现误导的问题。

“散文热”现象大约还不仅局限于以上五个方面，但是，我们站在文化现象台上能够目睹到的散文所形成的文学―文化的主要新景观，大致是不会错的。

90年代初开始，为什么会出现“散文热”?

任何一种文学、一种文化现象都是社会生活发展变化和文学自身调整嬗变的产物。“散文热”自然也不例外。也就是说，社会生活(外部原因)的变化，通过了文学自身调整嬗变(内部原因)起作用，才能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景观。

“散文热”的外部原因。我们正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着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市场经济虽然仍处于起潮阶段，但它却如同一场“大革命”一样，冲击与洗刷着过去许多恒常稳定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生存方式、行为方式的变革，简直是个万花筒般的旋转世界，这个世界使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人际交往加多，竞争程度加剧，心身疲惫加重。较之以前，人们在少得可怜的业余时间里，便愈来愈相对需求心灵的轻松与消遣、精神的寄托与宣泄、知识的补充与校正、灵魂的安慰与解脱。社会生活的急遽变化迫使人们在寻找着适应这一切需求的文体形式的文学作品。

“散文热”的内部原因。声光电化的现代社会，急速旋转的外部世界，使人们在心灵、精神、知识、灵魂上再一次寻找到了――散文。因为散文是一种最自由的文体。但凡诗歌、戏剧、小说不能进入的地方，它都可以进入。从内容上说，人生的任何一点印象，任何一步脚印，任何一种思绪，任何一种情调，都可以进入散文；从形式上说，记叙、描写、抒情、议论可以随意运用，长篇短制，要义微言，可以自由选择；从风格上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阴柔阳刚各为佳品，或激昂或恬淡，或愤慨或喜悦，或悲烈或舒缓，或深沉或轻巧，或庄严或谐谑。正是这种自由和随意，正是这种人们在许多上面提及的寻求之中必然选择了散文。除了散文在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所固有的自由文体特性与时代的需要完全契合之外，还应注意到这些年的散文的创作实践，突破了原来只有抒情散文才是散文的狭窄的散文观念，尽管大散文观念还不为所有人们接受，但创作实践还是在学者们的争论中愈来愈显出了大散文观念的成果。

比如，现在许多文章非韵文，不能名之为诗歌；非虚构，不能名之为小说；非新闻采访，即使记人记事，也依然抒发作者自己情怀，阐述作者自己说时论世的感思，不能名之为报告文学；即使大部分是知性的议论，但又分明被作者的感情之水浸泡过的，因此，又不能名之为论文。除了散文以外，大约不会再找到一个更确切的文学门类冠名这些文章了。这就是大散文概念的结果。

在“大散文”的概念的影响下，我们不难发现，什么类型的散文受到欢迎：

1�政治名人、文体明星轶闻佚事，或鲜为人知的秘闻、内幕、诉讼官司等带有报告文学某些纪实特点的散文；

2�针砭与调侃时弊以及针对社会生活热点话题的杂文；

3�回忆往昔的情趣、介绍生活的天趣、谈论感悟的意趣、以及提供点滴知识信息的生趣等诸多有趣的小品文；

4�记叙与描摹外国社会风情、经济科技状貌以及传递某种新信息的见闻录与访问记等。

自然，这些类别还不能涵盖得了目前风行的五光十色的散文全体，但就主要部分来说，大致如此。

应该看到，这些作品中，有相当大数量的散文是属于文化快餐性质的。人们要见缝插针地阅读更短小的作品。我们不是常常看到等公共汽车等地铁之时，人们买份报纸，飞快地浏览一下，看到有趣有用的，即刻看完，觉得有价值的塞入衣袋和挎包里，觉得无趣也无价值的，便随手扔到垃圾筒里的现象吗?除了消遣、娱乐之外，读者期求从短文中得到一些知识与信息，得到他人的人生感悟，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企盼从短文中得到真诚。真诚是散文的最重要的品格。由此，我甚至预感到：由于现代社会的特征与散文自身的特性的契合，是否可以说，将迎来一个散文的时代?从90年代初开始的“散文热”将会持续下去，尽管它的发展不会是直线的发展，但总的势头将不会减弱。

说到真诚，我们不能不会看到在当今引入竞争机制的生活中，要增强实力，要工于心计，自然也免不了一些狡黠与虚伪夹杂其中。人往往是很奇怪的，他们是矛盾统一体。他们工作时的外化表现常常和他们内心世界的渴望是不一致的。在情感世界里，他们常常因讨厌他人又讨厌自己，却又无可奈何地陷入苦闷之中，于是，他们呼唤真诚，企望用真诚慰藉去感应自己的心灵。只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能同步与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是何等的艰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能相对变得冷漠、疏远。因此，呼唤真诚愈发令人觉得急切与宝贵。

当今，一切都在变动，变动使生活再也找不到一个平静的角落，处于变动中的人们的心绪是浮躁的，处于未知中的人们的心境是不宁的，使作家的心态失去平衡与宁静，他们被迫考虑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新中国以来，他们第一次被迫考虑作家自身与文学事业的生存问题。于是出现了作家弃文从商，完全下海者和半文半商以商养文的半下海者，自然，也不乏甘于寂寞，耐于清贫的坚守岗位者，和“下海”失败，自觉无能，又折回原地重操笔耕者。无论属于哪一类，浮躁的结果是：从商者和写作者似乎都没有大成就。毋庸置疑，现实生活的急遽变化给写作带来从未有过的难度，我们的作家不仅缺乏生活，也缺乏市场经济作为“杠杆”的基本知识。因此，浮躁产生一个双向的恶性循环，作家沉不到生活中去，也不肯下功夫从书本从实践中学习补充经济知识，自然产生不出大作品；而没有大作品问世，也就激不起作家沉入生活中的创作热情。

作家主观上本来就以歌颂真善美、抨击假丑恶、宣泄爱与恨作为主体意识的核心内涵的。在人与人之间日益缺少爱心的现实生活中，作家和读者一样呼唤与渴求真诚、理解和爱心。于是，作为“掏心”的散文，特别强调与袒露主体意识的散文这种艺术形式，就必然为许多作家所运用。写自己十分熟悉的生活感知与生命体验，岂不轻车熟路、易如反掌吗?因此，无论写什么，都是要十分鲜明地表达自己体悟深切的人生感情与哲理。再加作家为生活计，不能不被迫加强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作品进入市场后的商品意识。他要考虑读者的高层次的文化需求(这里自然不排除有媚俗产生的可能)，散文写来既轻松又有报刊社的高稿酬，作家何乐而不为呢?一个要你写，一个又愿意写，自然一拍即合了。当然，现代社会是一个交流的社会，因此，也可以说：作者渴望通过文学倾诉自我，获得理解；读者也渴望通过文学与他人对话，理解他人。

由以上“散文热”中的散文类型看，其中相当数量的是“通俗散文”。“文学”二字前面既然可以冠以“通俗”二字，那么，作为“文学”中的一个门类的“散文”自然可以有“通俗散文”之称(我绝非有意标新立异，杜撰新概念新名词)。我以为在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没有提高到一个相当的程度，通俗文艺，即大众文艺作为大多数人的审美取向的趋势，也就不可能有所改变，不可能有质的飞跃，何况所谓“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是相对的，现在的“阳春白雪”，未来可能已成为“下里巴人”了。因此，通俗与大众的称谓相对地说会永远存在的。

对于这些散文“热”如何评价?众说不一；但我以为现在的散文是雅俗分流、雅俗互补的格局。

原本文坛上的一些中老年散文家、杂文家的作品以及新生的中青年散文家的若干作品，仍为凤毛麟角之作，它们显示了作家近些年来思想艺术两个方面的涤滤与调整，显示了作家超越自我的艺术人格，以及包容在作品中的历史文化情感。这些作品以作家独到而深刻的人生妙悟给人以心智的启悟，性灵的陶冶，见闻的增广，但这样的高手毕竟不能满足报刊的数量需求。这种供不应求的空缺，只能由二三流作家或有兴于此的业余作者去填补了。不必讳言，过多的思想艺术功力不足却又趋时的作者一下子拥挤到散文这条路上，看似颇为“热闹”，然而，能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精品却很寥寥，而大批作品则是平庸之作，虽然也有些无足轻重的个人微小的感觉、情绪与得失，但毕竟带有极浓的消遣、娱乐的商业色彩。由于它们的时效性极强，很快便也成为过去时。从这个意义上说，“热闹”并不等于繁荣，泡沫多了也貌似“热闹”。因此，不仅要有数量，而且还要有一批思想与艺术都无愧于我们的时代、质理相当高的精品出现，才能称得上繁荣。

仅就现在“散文热”中的一些比较好的作品而言，不妨思考一下，我们的散文当下缺什么?其实，不仅是散文，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在追问整个文学当下缺什么了。有人回答说：技巧智慧太多，灵魂血肉太少。我以为真是一语破的。不过，我要补充的是：即使那些“技巧”、“智慧”与操作文字的能力也并非高明，更何况能够时刻面对时代的挑战，感受现实生活，投入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创作出震撼人心作品的作家是太少了。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和伟大实践相比，我们的散文创作中的琐屑之风与纤弱之气就显得十分突出。

比如，在内容上。过去在突出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代，我们走到极端，“题材决定论”禁锢了作家自由发挥才气的灵感；而现在又走到另一个极端――“题材无差别论”，一味表现自我，而淡漠政治，疏离社会，惟个性是尊，而抒写心灵又只是热衷于咀嚼个人的得与失、喜与忧。有人概括为：小情感、小意绪、小境界、小哲理，总之，是个“小我”，因为它割断或相当弱化了个人与时代与社会与历史与人民的不能分割的联系，一味地沉湎于小小的自我，将自己束之高阁，这样，人就会变得狭窄局限，情感也多呈矫情。在这类散文中，似乎只有情、恋、夫、妻、儿、女；只有吃、穿、住、行；只有柴、米、油、盐诸多身边琐事。其中不乏“为赋新词强说愁”，带有淡淡的感伤主义色彩的散文，不乏内容苍白，思路狭窄，感情病态，文笔琐细，形式大于内容的带有唯美倾向的散文。比较典型的是一部分所谓“小女人散文”和“私人化”创作的散文。我并不一概反对这些创作现象的实践性、探索性和创造性。比如打破了男性视角，打破了男性中的价值观，更丰富了真实的女性形象；同时，强调走向人性和人的本身。然而，我要说这种写作是退化了文学功能的一种表现，它也局限了女性作家的视野，使她们看不到更广阔的人生与社会，因此，我以为它是可以存在的，但不宜提倡。我们要切记再精美的儿童游泳池也取代不了大海。

同时，近些年来也不乏一些笔触热衷于奇异风俗、文化古风、蛮荒原始的生存本能，甚至是对粗俗丑鄙的生态遗迹的描述(要注意这些描述并不透示出现代文明的曙光)，只是这些描述是模仿明清小品，以一种展览式的态度，宣扬超脱与平静，主张遁入山林，遁入佛理禅机之中，崇尚一种虚空，连语言都文白相间，古里古气，有一种“趋古化”的倾向。

比如，在形式上。以上散文创作的倾向中，那些无病呻吟、嗲声嗲气、忸怩作态、搔首弄姿等等都是与散文真诚品格格格不入的，都是矫情的表现。而与这些内容相适应的形式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问题。比如玩弄语言技巧，已成为一种时尚。为了华丽，将本来正确的语法颠来倒去，造成语言混乱，以致损害了祖国语言的纯洁性、规范性。我以为这一语言现象不污染语言环境，不贻害我们的后人才怪呢!比如：“照镜滋润，流动的色块黯然汹涌，你眯成一块月亮，一切活生生地霍然遥远，我因坚信你的认真而寄望于这片土地。”“黄沙沙哑的嗓子不能解释自身的困境，被墙壁托举的风景也无法出庭。”“你我一样是断层的造因。”类似这样的语言，我们再努力地去解读，又能读懂多少呢?

因此，有人说当前散文有三个误区，即“雌性化”、“新潮化”、“趋古化”。我以为这样概括当前散文创作虽不大全面，但不能不说有一定道理，因为它说准了一些创作现象。

为什么当前的散文会是这样一种格局与走势?

1�散文也是一面时代精神的镜子，能够反映整个时代的心态，显示出社会的面貌。散文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实在是比其他文体更密切、更直接一些。散文中的纤弱之风、琐靡之气正是社会心态的某种纤弱、琐靡的反映，是社会理想某种弱化的反映，是人文精神某种失落的表现。但问题不能由此而引出“我们不必强呼散文‘风云气少，少女情多’，不必强求散文多有‘黄钟大吕，掀天巨浪’的作品”的结论。因为：第一，我们的时代与社会在前进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真实，其主流并不是纤弱与琐靡，一个历经种种浩大劫难生生息息长达五千年而不衰亡的民族、一个创造着经济腾飞世界奇迹的民族，其精神内蕴，如民族精神的阳刚之气，英雄主义，以及有着古代传统文化制约下的人民的大爱大善之心，怎么可能全面地退化与萎缩了呢?问题显然不出自生活物象本身，而出自作家主体心象，出在我们的作家沉不下去生活，走不出书斋，自然也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这就是许多散文作品中有那样多的片面性体悟的根本缘由。第二，文学对时代对社会对生活的反映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作为一个人，他可以有一定的心情、意志和个人目的，可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人――人是一个‘集体’的人。”(荣格语)这就是说，我们的作家应当具有责任心与使命感，完全可以突出一种崇高的人格力量和浑朴的民族精神，表现出我们民族性格中那种雄浑、阳刚、大气的文化内涵，高奏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我们固然需要一株秀木，但我们更需要浩繁的森林。我们应当提倡散文要介入时代、介入人生的精神与态度。我国古代散文曾留下过许多具有这一审美理想与美学追求的精品。不仅我国，就连欧美的散文也具有这样的历史特点，产生过不少佳品，尽管我国当代文学近些年受西方的私人化创作思潮影响很大，但这种文学的审美理想与美学追求却永远不会过时。

2�来自一种旧有的散文观念的影响，即认为散文是供人欣赏抒情把玩的小盆景、小摆设；摆弄散文的是小器，是雕虫小技，因而只能写花鸟鱼虫、风花雪月、闲情逸致等小题材，不宜写博大精深的历史、社会。于是散文多呈一片玫瑰色调、牧歌情调、琐细笔调。其实，这只是散文观念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我国古典散文有许多大气磅礴之作，而且它们恰恰是我们散文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与那些闲情逸致的散文相比较，我们民族文化更看重“文以载道”的散文价值。我们推崇老子的散文，它对宇宙精神有宏阔冥想与高度涵括；推崇庄子的散文，它对人类生存本质有精深阐释，以及庄子寓言式的嬉笑怒骂的雄辩才华；推崇鲁迅的散文，《野草》中所表现出那么博大、深邃而又矛盾重重的伟大灵魂给读者心灵多少震撼。这些经典散文篇章，我们至今还在解读，似乎永远不能穷尽它们的内蕴。在欧洲，古希腊以来就有希罗多德的《波斯战争史》、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莫尔的《乌托邦》、布封的《自然史》等宏篇巨制。

当我们提及这些大作时，我们不能不想到当今的许多作家的散文观念尚未开拓到古代散文的范畴以及外国散文的领域。散文观念的过分狭窄，散文界限划分的过分拘泥，也会带来创作套路的刻板与狭窄。基于散文现状中的大不足，为了真正繁荣散文创作，多出人才，多出精品，我以为现在到了必须打破小散文界限和小散文观念的时候了。散文不是命中注定就“小”，不然，就不能完全摆脱小家子气，重新恢复散文的大度与洒脱。

3�在谈到当代散文时，还必须涉及当代作家的文化内涵中的哲学思想的取向问题。特别是当前以创作散文为主的一些中老年作家，也就是说，必须提到中国的儒、佛、道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及中国文人的影响与渗透。就儒家思想而言，“文以载道”、“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这种入世思想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中的一部分。当社会、时代给他们创造了进取条件时，儒家人生观中积极的一面就占据主导地位，投入社会，以有限的人生与盛衰相联，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投身于政治与功名之中。而当他们一旦失意时，就需要另一个途径来排遣心中的落寞，那么，佛家的禅学思想就可能乘虚而入，占据主导地位。禅宗讲究我心即佛，自心顿悟，压抑外出的欲望，忍受外来的欺辱，再将其看成是不存在的假象，借此逃避外界的压迫。同时，它不再崇拜外在的偶像，只尊重内心的本性。它是向内反观、自省的，要求的是摒弃外的形象，凝心反思，忘我忘物，静思反照，以求得心理宁静式的自我解脱。当中国知识分子在外失败后，就会转而走入禅学的宁静和退守内心，离开外界一段距离，调节内心的不平静。至于道家，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以清静无为、玄虚冲淡为教旨。这同样满足了中国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的心理需求。总之，儒、佛、道基本上就衍生出中国知识分子两种人格心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他们对世俗的理想追求过了之后，当他们经历了人间沧桑之后，疲倦了，受伤了，厌倦了，心灰意冷了；当他们面对精神苍白、物欲膨胀的当今社会，文人中许多人产生“找不着北”的感觉，也就是陷于找不到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他们苦闷了，他们彷徨了，于是将自己写作的内容与创作心态跟当前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他们写起过去、写起儿时、写起故乡、写起琐碎。而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态与二三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文人心态产生共鸣，这也就是包括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散文于今重新“热”起来的根本缘由。他们共同之点在于追求内心宁静、清静恬淡、超尘脱俗的生活，把一切喜怒哀乐和宇宙的林林总总均收藏于内心，离开一段距离用心灵去体验、咀嚼、思考外界的事物，尽管他们都做不到。

相当一部分有成就的中国文人经过人世沧桑，人生坎坷，以及对目前处境的思考，从佛道二家中用其自省与超脱是显然的。在文字中也显现出与世无争、达观邈远的境界，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走向自然、平静的观照，其风格则趋于清、幽、沉、静，不加修饰，平平淡淡，浑然天成，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小事中得到些无足轻重的启示，从自然的欣赏陶冶中获得些许感悟。这只是他们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许多人的超脱、清幽、沉静并不彻底，甚至有些人是暂时的，他们思想中的儒家入世思想则没有泯灭，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又变得追求理想，执著用心了，它们就像一股暗藏的汹涌的潜流，在作家心底流淌，又时时在看似平静的河面，激起阵阵微澜。在他们的作品中，既有矛盾着的一面，又有儒、佛、道融合一体的现象。

因此，“散文热”在热了一段之后，面对散文创作中的一些误区，我以为呼唤崇高，呼唤理想，呼唤阳刚，呼唤大气，呼唤鲁迅散文那种“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气度是当务之急。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文学报》头版曾预言：“90年代将是散文大发展的年代，散文将在开放和多元中崛起。”[1](P1)今天，我们站立在21世纪的岸头，回眸上一世纪末最后10年的散文历程，不难发现散文这种自由、灵活，善于表现人们心灵状态的文体样式，在困惑中寻求突围，在开放中得到崛起和空前的繁荣。除了呈现出散文写作队伍扩大、散文作品名目繁多、散文读者群体日益庞大等现象外，具体在内部特征上还表现为：在内涵上，理性色彩增强，抒情意味弱化；在写作方法上，“写作”成份增强，“创作”成份弱化；在文体上，逐渐走向开放和多元；等等。这在建国以来的散文发展史上，的确是极其有意味的现象。本文就这些现象，展开自己的论述。

散文的理性增强，情感弱化

按照一般辞书或教科书上的解释，散文或归纳为“形式自由，结构灵活，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也可以发表议论，甚至三者兼有”；或描述成“ 题材广泛，形式灵活，写法自由，情文并茂，篇幅短小。”这样的归纳和描述自有其一定的权威性和概括性，然而这种表述方法只抓其形，不抓其质。其实，散文“ 是一种最适宜于主观抒发的文体，是一种‘自我’的文学，‘告白’的文学，‘个性’的文学。”[2](P37)其质是其个性的，而非单一的情感，这已经深深地浸透在现代散文的躯体中。

就现代散文的形成考察，它既有思想觉醒、个性发现与文字解放的产物，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硕果，其灵魂是个性主义。周作人先生曾分析过现代散文产生的原因，认为：“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因素，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的影响，内应即是历史上的言志派文艺运动的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3](P881)“五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寻找适合他们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文学样式时，在文化心理上产生对国外随笔“表现自我”精神传统的共鸣和认同。按照郁达夫先生的解释，“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4](P891)在现代散文实践中，作家们似乎更擅长使用随感、抒情色彩浓丽的小品、辩驳文等文体样式，来赋予自己的思想或情感。如鲁迅先生的《野草》集，就是以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文体形式而著称于世。

在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眼里，散文几乎是现实关系的同义词，它是真实而无浪漫性可言的。席勒曾经指出，我们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科学的现实情况都是散文气的，这种散文气是现实关系的表现；而诗的世界是作为一个与现实的庸俗的世界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是激情与理想的境界[5](P29)。我国当代文艺批评家王岳川先生也谈过类似的观点，即当精神品质成为超出当代人需要的奢侈品甚至无用品时，诗意诗思诗情消逝，世界沦为散文世界[6](P71)。这种散文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答案是这样的：社会机制的更替时期，社会思维的活跃时期。在这种社会里，各种矛盾纷沓而至，交替重叠，人们需要散文这种“短平快”文体方式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或批评社会现实，或建构理想世界。客观地剖析中国现代社会，它的两个较为类似的时代，一个是“五四”新文化时期，另一个则是20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正如周作人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表述的那样，“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在封建的秩序与震荡的轨迹中前行，象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交替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的畅所欲言和明清小品文繁盛，均是“皇纲解纽”年代的产物。对于“皇纲解纽”的现象，我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先生在《文学的纪念》中也有类似的认识，“要是用一种不准确的比喻，说这是一个‘皇纲解纽’的年代，对比以往曾经有过的文学禁锢的史实，却也未必含有贬义。尽管我们仍然感到不满足，但较之以往，文学的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7](P15)

重要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各种矛盾纷沓而至，这给思想表现和情感的张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散文这种骨子里浸透着个性情思、善于表现现实关系的文体，其能量得到了当代文学以来前所未有的释放。市场经济是鼓励自由竞争的机制，也是培养个性主义的沃土。最为可喜的一点，即在这块土壤里，一方面知识分子长期被放逐的思想有了较为自由的生存语境，因而有了思想的复归；即使普通百姓，也有了对自身生存权利的解释与表述。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是众语喧哗的年代，各种声音在这个时代出现；自然这些活跃的社会思维，直接刺激着承载思想与个性、善于表现现实关系的散文繁荣。1994年在湖南岳阳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散文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散文必须有思想”，“人类的精神能走多远，散文的精神就能走多远。散文创作不可缺少精神指引。”[8](P19)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作家们就形成这种共识，这决非空穴来风。看来，20世纪90年代散文中理性色彩的加强，是时代的要求。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散文作者早已深刻地认识到思想的重要性。史铁生认为：“散文最紧要的是真切的感受和独到的思想，是对生命的发问。”周涛认为：“散文是思想的美丽容器。”韩小蕙认为：“好的作品不能仅仅满足于反映了现实（包括深刻地反映现实），而且还要站在时代思想的峰巅，回答出新的历史时期所面对的社会思想新困惑。”楼肇明认为，散文质的规定性就是“文化本位性，与诗与哲学相绾结的思维性，以及在审美变革中的先驱地位。”[9](P19)

关于20世纪90年代散文中理性色彩的表现形态，有人曾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亲历者回忆过去，后来者亲近历史；思考现实，畅想重构；亲近自然，弘扬生命本体等[10](P19-24)。笔者在拙作《90年代散文创作中人文精神因素的考察》一文中也曾归纳了这样几重呈现方式：通过对现当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剖析，表现出散文作者对历史与人生的严肃审度；借山川景物感悟人生真谛；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与关怀；把握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当代的反思意识等 [11](P83-85)。

虽然在评判上，研究者各有自己的标准和尺度，但有一点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若无开放与宽松的社会环境，人们决不会放胆写出《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林贤治）、《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余杰）、《历史在这里沉思》（丁帆）、《谒吴晗书》（夏中义）等具有高度思想含量的散文的。

散文由“创作”向“写作”转型

写作方式是由一个时代或者时期的认识方式和行为方式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散文，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逐渐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年代相对应。

有意思的是，散文虽然是一种非虚拟性文体，但在传统的文学理论书籍中，均是以“创作”来表述散文活动的。“创作”这一语词，在本质意义上有种虚拟性的含义。这一带有虚拟性的创作活动，虽然拓宽了思维与想象的空间，然而无庸讳言，它也带来了诸多的矫情与伪作。而“写作”是平面化和具象化的，既可以是社会现象的写真，也可以是情感真实流淌的记录，更符合散文表现真情实感和理性思考的要求。

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大一统的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影响散文的走向，散文在“形散神不散”的桎梏中舞蹈，逐渐形成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诗意化的模式，正如杨朔的《海市》、《泰山极顶》、刘白羽的《日出》等。20世纪“十七年时期”散文基本上是“乌托邦”世界的承载物，其核心是“诗性化 ”的，而“诗性化”理想世界自然要靠人为的创造来建构。因此有人称这一时期的散文存在着只会“歌德”的“假嗓子”现象。直至新时期以来，以巴金的随笔《随想录》为发端，以“忆悼”为突破口。文学上开始对假大空和矫情、伪作进行反正，出现了一批抒写真事、真情的真情实感的散文。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现代散文的传统的继承。

其实，我们注意观察，不难发现20世纪90年代散文正沿着由假作的“创作”向踏实的“写作”方向运行。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环境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形而下”的喧嚣、浮躁、庸俗困惑着人们。对于一个理智清醒的有表述思维能力的人来说，他似乎更会选择理性来表现他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而不是夜莺一样婉转地歌唱。社会审美观念发生的巨变化，直接刺激散文审美观念的变化。一是日常生活更加从容不迫地走进散文天地，众多散文作者从自我出发，取日常生活，身边琐事，真切抒写普通人的生存景观，生活情趣，在凡人小事中寻求一分温馨与慰藉；二是探究心灵，表现理性的散文日趋活跃。这两种走向，更多地是通过“写 ”而不是“创”来表现出的。这样实例很多，小为一般报纸副刊上的平民化包装与策划的“百姓故事”，大到诸多学者写就的随笔。更由于“闲适文化”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如《家庭》、《女友》、《街道》、《时尚》、《南风窗》等软性期刊的流行，散文负载的内容更加生活化、时代化、科学化和思想化了。即使余秋雨散文现象，有许多人认为是所谓的炒作行为使之然。其实仔细分析，它也是90年代特殊的“写作”文化的产物，一是余秋雨散文敏锐的思想性，毕竟是对长期主导散文方向的霸权话语的一种解构；二是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性，迎合了读者的口味，成为文化空缺时期有效的补钙剂。可以这样说，余秋雨散文现象，是历史的必然。

文体由封闭走向开放与宽容

散文是一种在形式上具有包容性，实质上颇具个性特点的文体。我国古典散文的概念，本身就是排他法的产物，即“非韵非骈”、散行以成体的文章。“五四”新文化时期，批评家们引进西方文学“四分法”的标准，确立了现代散文的概念，将非文学的实用“文章”排除在外。现代散文的家族里包括随感、抒情色彩浓丽的小品、通信、宣言、檄文、驳辩文等体式不一、写法各异的文体，这点在周作人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和郁达夫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可以得到验证。因为现代散文在形式上的包容性，要给它下个定义，决非易事。就连郁达夫先生这样的文学主将也颇为踌躇，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当现代而说散文，我们还是把它当作外国字Prose的译语，用以与韵文Verse对立的，较为简单，较为适当。”[2](P888)这种“非韵即散”的排他论证法，建立的是一个宽泛的、“类”的概念。这个概念和《大英百科全书》诠释散文条目时主张以“它的定义只能规定的很松驰，以它不是（诗歌、小说、戏剧）来表示”界定散文本身一样[13](P46)。应该说“五四”时期的散文是相当宽泛的，它的繁荣促使了它的包容性；它的包容性反过来刺激它的繁荣。

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散文的外衣不断地被剥离。如议论性散文“杂文”、记叙性散文“报告文学”与散文母体断乳后，在特殊的时代里迅速成长，并与母亲并驾齐驱。但那时，现代散文的形式还是灵活多样的。

建国以后，新的时代、新的建设确立下的政治模式和思维模式是一元化的。是对“个性主义”的逐渐弱化和消解。散文这种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文体，与社会土壤和时代主潮相对应，逐渐形成单一的模式，即所谓“抒情散文”的形态。这种形态的极致就是杨朔的“苏州园林”结构、刘白羽的“图片连缀式”结构、秦牧的“串珠式”结构，它们基本沿袭传统的“借景抒情”、“托物喻人”的写作套路，呈现出“景――人（事）――理”的固定的思维运动方式，走上专意创造意境为核心的“ 诗化”形态。当代散文这种创作方式的追求，推衍出“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理论。

仿佛蝉蜕皮一样，既要保持它的质的规定性，又要使自己涣然一新，新时期散文的运动与发展必然是痛苦的。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刺激下，散文逐渐咬噬着单一的专以抒情为模式的形态，吸收和借鉴诸多的艺术形式。然而又由于散文先天对社会风气的敏感性，它又不可能放开手脚阔步前行。因此，20世纪 80年代的散文总体说来，其成就远比不上小说、诗歌和戏剧。

20世纪的最后10年，是当代文学里最有意味的年代。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样式，较多地采用象征、寓言、隐语、故事等方式曲折地表达思想感情，由于它们的表现形式被牢牢地局限在文学范畴里，与人们的实际期待尚有一定距离。而散文在人们需要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思想特殊年代里，它会自然而然地走到前台，承担起表现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时期的使命。散文在文体上，自然是对现代散文的追恋与认同。正如评论家雷达先生所指出的那样：“90年代散文最大的突破，乃在于打破了桎梏自身的壁垒，形成了开放的格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异族入侵，都打破了旧的平衡，不得不开始革新局面，结果是推动了前进。拿这个道理比之散文的发展，也只能是不断打破旧秩序，思变革，求发展，形成新的平衡，然后再打破，再平衡，一波一波地前进。”[14](P74)20世纪90年代，众多的散文编辑家、批评家以及作者，他们根据自己对散文的认识加以理解和评判散文，而这些标准是混乱的、不统一的。有的批评家采用的话语方式是现代散文理论，有的批评家采用的话语方式是“十七年时期”所建立的批评理论。当然，统一的批评尺度的形成，批评的整合，必须要有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状态的超越，这需要时间和理性。可以这样说，90年代散文虽然出现了学者散文、文化散文、随笔、女性散文、新生代散文、老生代散文、大散文、生活散文等依据不同分类标准而确立的散文名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90年代散文仿佛“五四”新文化时期形成的现代散文一样，呈现一种开放的势态，它兼收并蓄，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就20世纪90年代散文的认读来看，散文文体的变化重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它突破了当代散文创作中“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模式，形态灵活多样，从容不迫；二是篇幅增长，这与散文传统的“短小精悍”体式有明显的区别。如李存葆的《鲸殇》、《祖槐》、《飘逝的绝唱》，卞毓方的《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散文，均是洋洋几万言。这种文体的开放与宽容，促使散文更容易走出文学的范畴，表现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自由与宽松的状态。

总之，正如刘勰所言：“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15](P280)随着“电子传媒文化”时代到来，电脑网络的普及，文学不再神圣，写作会进一步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而散文由于先天与人亲近的品格，更适宜于表现人们的生存情感和思考，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21世纪将是一个散文的世纪，对此我们可以大胆预言，并且拭目以待。

20世纪90年代骤然兴起的散文热.其实是散文文体自身特质与商业社会文化需求的一次历史性的际会.概而言之,原因有三:

一是商业文化的多元需求使然;

二是对极左路线话语权威的规避与消解;

三是散文自身的文体特质具有承载这一使命的美学功能.

学者散文的崛起。

学者散文热潮的涌动是以一批被称为“老生代”的老一辈学者散文创作的“复活”为开端的。至90年代，以戏剧理论家余秋雨《文化苦旅》为标志，一大批“中生代”学人也开始加入学者散文创作的行列，他们的创作不仅紧跟“老生代”的步伐，而且加入了当今学人特有的心境和对社会人生的独到理解和体验，进一步丰富了学者散文写作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趋向。进人世纪之交，一批更年轻的“新生代”学人又为学者散文创作带来了更清新的空气有的论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领袖风骚”的就是学者散文，已经构成了“90年代中国文学的总体表现特征之一”。

学者散文的界定应从主体和文本表现形态特征这两个方面加以限制；学者散文的兴起既与学者散文主体的生存境遇发生巨大变化相关，又与散文体式本身特征相关；学者散文的题材取向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出现这种现象有其内在原因；学者散文在创作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非体验、非抒情、知性、叙述自由等诸种特征。

1990年代学者散文的内涵与审美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