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地裂开的记载?

2023-03-20 16:30  阅读 33 次

古代地裂开的记载?

天为阳,为君,为江山社稷。地为阴,为臣、后宫地方诸侯。在古代,凡遇到与天、与地有关的自然现象,古人一般都是按照上述的对应,再结合其他方面对这些现象进行解读。比如发生地震,被认为是“大臣逆”。而与地相关的非常态自然现象,古代文献里记录的还有地裂、地陷、地燃、地鸣、地出光等。

天地之间

地裂,古代也称“地坼”。按照上面说的地代表大臣、后宫,诸侯,完整一块的江山裂开,自然是对君王的江山社稷有妨碍。京房的《易传》说“地坼裂者,臣下分离,不肯相从,灾及王公”。著名的汉代天文家张衡说“土裂者,威分”,即君王的威严减弱了。君王威严不在,臣下自然就恣意妄为,因此《考异邮》说“臣恣,地裂坼”;《汉含孳》载“大夫专权,兵陵地坼”。另外在《海中占》里说“主好听谗言,废置大臣,女子为政,刑法诛杀不以以道理,则地坼”。以上这些是说发生这些事,可能会引起地裂。

从阴阳学说来讲,天为阴,地为阳,是说主要的阴阳程度,天地的阴阳是相互平衡的。而一旦发生地裂,汉代著名的经学家京房认为,是“阴倍阳”,就是说地的阴气超过了本该有的一定量。上面说了人事影响到自然现象,那么地裂的自然现象,也对人事有所预示。京房《易妖占》曰“地分,下叛主;贤明者退,不肖者进”。以上所引,从古籍中看出,地裂的现象必须在一里以上,方才有关涉。

除了地裂、地陷两种现象,非常态现象还有地燃、地鸣。古代认为地燃,与君主的影响最大,京房《易传》载“火出地,其国大出水,其君死”。这个预测,在后世有据可查确实发生四五次,如晋惠帝光照元年五月,范阳发生地燃,九月范阳王司马虓死。五代十国后燕慕容熙在位时期,辽东发生地燃,其后被辽西太守杀死。

地鸣,《地镜》认为是地中发出的声音,抗议人君好兴兵。京房的《易候》解读为“所爱子死,邦有殃”。(特别强调:古代所谓的这些现象,本身都是自然现象而已,与基建、开采等人为影响无关;另外肯定是发生的程度比较大的现象)

五代史的旧五代史

1.历史时期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橘乎旁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2.历史人物

从宋朝藏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看,《旧五代史》的实际作者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P等诸人。他们是当时的学者名流,在《宋史》里都有传。史称卢多逊少年成名,甚有“笃学”;扈、张二人也是“少能文”,“幼而好学,有才藻”;李P更是知识广博,曾主编过《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大部头类书。他们大部分又在五代时期生活过一段,对那段历史比较了解,因此《旧五代史》材料较为丰富。尤其是保存了许多后来已经散失的当时的诏令公文和当时人写的“行状”、墓志铭等,这都是人物传纪的第一手的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 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异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他除参与史馆的日常工作,撰写史部各书的提要外,用了两年时间,辑出这部多达150卷的大书,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鉴别辑逸书学术质量的四条标准,即逸文注明出处,所录务求全备,逸文甄别真伪,还原原书编次,并在分析清代各家辑逸书后圆橡,认为以邵辑《旧五代史》为最优。这一评价,邵晋涵当之无愧。与收入《四库全书》的多数辑逸书比较,邵辑《旧五代史》一是取资范围较宽,二是交待来源,最初奏进本(后由民国初年江西人熊罗宿影印)是逐条注明文献来源的,只是在正式编入《四库全书》并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后,将出处都删去了;三是对《旧五代史》所涉纷繁复杂的史事,援据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笔记、碑碣,作细致的考订;四是援据宋人关于此书编次的点滴记录,分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充分利用《永乐大典》保存的原书分卷编次痕迹,尽可能地恢复原书面貌。《四库全书》中的大多数辑逸书,仅据《永乐大典》所存,采用新的体例,如诗文按体分编,姓书按韵目编录之类,考订也较粗疏。就此而言,邵辑本的水平确比其同僚所辑高出很多。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金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签。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顷陪”),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简称“孔本”,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彭元瑞校抄本(简称“彭本”)及抱经楼卢氏抄本(简称“卢本”),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至于1925年的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则以卢本为底本,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体例比较芜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这几本都保存了文献出处,讳改部分也未改尽,行世后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清辑本的缺憾,也逐渐明朗。其大端主要有:

其一,慑于清廷的政治氛围,大量篡改原书中贬斥异族的辞语,也就是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特别揭示的涉及戎虏夷狄之类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虏主”为“契丹主”,改“虏骑”为“敌骑”、“獯戎犯阙”改“契丹入汴”、“北戎盗据中夏”改“契丹据有中夏”之类,在在多有。陈垣的考证,在《永乐大典》原卷影印后得到了证实。就现在已经公布的四库档案来分析,这些篡改并不一定出于乾隆帝的诏旨,更多的是馆臣畏祸而改。《旧五代史》辑本进呈后,乾隆帝即曾垂询金人禁行此书的原因,邵晋涵惶恐而致病,幸亏大学士于敏中尽力为之周旋,方得无事。辑本后来一再讳改,就因为此。

其二,辑录史文缺漏太多。就当时主要依据的《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来说,漏辑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永乐大典》现存本只有800多卷,引用《旧五代史》不足100则,清辑本即漏收了安彦威、马希范、王弘贽、安从进、李从昶等传逸文。《册府元龟》存五代文献超过万条,清辑本仅辑入三百则,缺漏极其严重。

其三是采辑未广。就现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旧五代史》逸文者,大约超过三十种,当时仅据《永乐大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太平御览》、《容斋随笔》六种书辑录逸文,不少书当时可以见到而没有用,比方《四库全书》收录的《大事记续编》、《职官分纪》等,也有不少是后来才通行的。

其四是录文多误。邵晋涵以后,许多学者从事校订,中华书局校点本也改正了一千多处,问题仍复不少。试举几例。《晋高祖纪》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邓州节度使焦方为贝州节度使”。焦方仅此一见,节度使官高,不应别无表见,参前后史文,可以确定是《旧五代史》有传的马万之误,“马”字手书与“焦”字相近,“万”字俗写作“万”,增一点则为“方”。再如《唐明宗纪》长兴二年二月“诏: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为限。诸州刺史、诸道行军司马、副使、两使判官以下宾职,团防军事判官、推官、府县官等,并以三十日为限,幕职随府者不在此例。”(中华本576页)同年六月“丙子,诏诸道观察使均补苗税,将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迨顷亩,有嗣者排改检括,自今年起为定额。”(同上580页)前一段似乎是对官员上任期限的规定,但不可理解的是为何少尹官高,独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远悬隔,又何能统一规定?查《册府元龟》卷六三三,此处“上任”作“上佐”,两处“日”均作“月”,原诏是对官员任职期限的规定,与上任赴职无关。后一段讲均补苗税,“有嗣者排改检括”一句很难理解,一是“排改”不词,二是仅讲检括田苗,何以牵涉到有无嗣子?查《册府元龟》卷四八八,此处作“自肯者即具状征收,有词者即排段检括”,是说有力人户同意者就照此征收,不同意而有词诉者,再分段检括,以作取舍。两段史文,经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晓。与前述人为讳改不同,这是流传偶误所致。 近代史学大家陈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订清辑本,其设想见于其1936年所作而身后发表的《以册府校薛史计画》(收入《陈垣史学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 )一文,认为应先编制四种目录,然后据四种目录将二书互相比读,注出有无,进而逐字校雠,写定文本。这一计划,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于这些比读,他发表了研究《旧五代史》的一系列重要论文。1959年,陈垣为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龟》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设想:“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辑出,乃以《册府》习见,外间多有,《永乐大典》孤本,为内府所藏,遂标榜采用《大典》,而《册府》只可为辅。”可能是作序而特别强调其重要的一种说法,实施情况不明。

中华书局校点本《旧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时期进行的。最初由陈垣承担,后因高层干预,改由复旦大学中文、历史两系部分教师承担。作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体例是整理旧本而不是另辑新本,因此,校点本对清辑本系统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会校,可以说是清辑本的集成,但没有突破这个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学者对此本《出版说明》中“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责疑,虽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当时的整理规范。

现存古籍中,引有《旧五代史》者有《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新五代史注》、《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容斋随笔》、《广卓异记》、《通历》、《类要》、《方舆胜览》、《锦绣万花谷》、《职官分纪》、《折狱龟鉴》、《古今姓氏书辩证》、《玉海》、《能改斋漫录》、《大事记续编》、《天中记》等三十多种书。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书,只是因为疏忽而未及检用,有一些不太易见,如《类要》仅有钞本流传,《通历》后经阮元奏进,《古今姓氏书辨证》则刚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这些著作引录《旧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标明引录该书,取资较易,有些则未有说明,如《通历》,但只要将其有关五代史文与清辑本《旧五代史》作一比读,不难发现这部分全部据后者节写而成。当然,辑录《旧五代史》的主要依凭,或者说保存五代文献的两大渊薮,还是《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

因为收进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毕竟还是“辑本”,有些纪传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仅及其半,后世史家对此深以为憾,总期望有全貌的《旧五代史》从民间再现。本世纪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说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旧五代史》,后又传说藏在上海,但经辗转查询,至今犹未问世。今辑本《旧五代史》经诸家研究考实,发现乾隆时从《永乐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学家陈垣曾专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依次用《册府元龟》对比了乾隆辑本凡一百九十四条,总结出清朝史官增删挖补的十类,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们在研究和引用《旧五代史》时,是应当有所鉴别的。

历时二十年艰苦严谨的治学,复旦学者陈尚君完成了700万字巨著《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两部书于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先后由中华书局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我国文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收获。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的最新辑本。 抗战以前,史学大师陈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订此书的设想,近二十年间,海峡两岸也有许多学者作此倡议,但因所涉文献极其浩博繁杂,此项工作始终没有完成。陈尚君教授从1994年始,历时11年,辑成此书。全书320万字,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据不完全统计,共重新辑录纪、传、志53篇,新增列传60篇,删去清人误收者9篇,增补逸文数万字,改动、补订、删除、乙正史文近万处,适当调整了原书的编次,同时附录了该书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遗文达100多万字。提供了这部正史的相对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个新文本,对五代时期的纷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实录为主的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揭示了该书编撰时所依据和删除文献的基本面貌,开创了正史注本的一种新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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